博士档案：
郑永流，新中国第一位法理学博士。
1957年，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
1963－1974年，在湖北省麻城县和黄陂县上小学和中学。
1978－1982年，在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就读，获法学学士学位。
1983－1986年，在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就读，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6－1989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就读，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9－1993年，任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讲师、副教授。
1993－1996年，任德国萨尔州大学法律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2004年，任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代理教授。
1998年至2023年间，曾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多次担任短期访问学者。
1997年至2022年，先后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和中欧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特聘博士生导师，中欧法学院法哲学与交叉法学研究所所长。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IVR)会员，《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杂志主编。
2023年7月，郑永流（右一）在慕尼黑大学举办讲座。（受访者供图）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改革开放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转折。”2023年10月，又到了一年中北京最美的季节，在学院路附近的一家茶馆里，郑永流回忆起年少时的岁月。
1978年夏天，郑永流考入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为法律系一名新生。此时，距他高中毕业，已经过去了4年。那4年里，郑永流在乡下当过知青，在湖区做过渔民。参加高考时，他是湖北省黄陂县（现武汉市黄陂区）水利局水利工程队的一名测量工人。
出生在县城，郑永流的家乡没有大学，此前，他也从未见过大学，“大家都很向往大学，但对大学都是没有概念的，只知道大学是‘象牙塔’，是一个你无法具体想象的世界”。
在湖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读完本硕后，1986年，郑永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师从法学教育家、当代中国法理学学科奠基人之一陈守一教授。
1989年，郑永流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法理学博士。其博士论文《农村变革中法律的地位及发展道路》在三十多年前就开始探讨农村的法律问题，提出“人伦—法律—政策的农村发展三元调整手段”和“法律本土化”的主张，极具开创性。
从北大毕业后，郑永流先后在中南政法学院、德国萨尔州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任教。在郑永流看来，“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法理学博士”是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但决定自己声誉和学术地位的，还是此后持续的学术研究。
“这个大学上得值”
南方周末：从1974年高中毕业到1978年参加高考，中间这些年你在做什么？
郑永流：高中毕业时，我17岁，我和同学们都下乡当知青了。当时很有激情，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都表态，要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根本没想其他的。湖北有很多湖，我在农村当了两年渔民。冬天每天打鱼，我们早上5点就要起床，要在鱼还没有苏醒的时候就下网，不然等太阳出来，鱼都四散出去觅食了。
再后来我被调到黄陂县（现武汉市黄陂区）水利局做测量工，扛着标尺到处做测量。比如修水库，就要测承雨面积有多大，它决定了水库坝的高度、厚度。坝修得太高了浪费，修得太低或者太薄了，就容易被冲毁，所以一定要去测分水岭。因为没经过专门的学习，我们的工作就是翻山越岭放置测量标尺、描图晒图等辅助事务。
南方周末：刚恢复高考，你就参加了考试？
郑永流：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1977年年底，各个省自己出题恢复了高考。考试通知发下来的时候，我在一个水利工地上。没时间复习，参加考试自然是名落孙山。
第二年参加高考，我属于很偶然地有了复习的时间。当时县里面的一条河要改造，工程队把我派到外地一个水泥厂去采购水泥。水泥厂的生产环境非常不好，尽管大家戴着口罩，还做了一些其他的防护，但厂里面有非常多的粉尘，1978年5月，我就得了急性胸膜炎。当时我右胸的积水非常严重，呼吸时甚至能听到胸腔里“咕噜咕噜”的声音。一名姓龚的女医生说要赶紧住院，她每天要用一根特别粗的针，从我的背部穿刺到胸腔，抽大概100毫升的积水。
大概抽了一个星期，胸腔的积水没有了，但炎症还没好，我就不能继续去水泥厂采购水泥了。医生让我继续住院，我说不行，我要参加高考，那时候医院里一个房间住着很多人，我没法复习。医生也理解，她让我又住了三天院，然后让我每天白天去医院打针，晚上就可以待在家里。所以我一天跑两趟医院，其他时间就一边在家休息，一边复习。1978年夏天，我就考上大学了。我非常感谢龚医生，考上大学后，我还专门去看望她了。
南方周末：上大学时，法律是你的第一选择吗？
郑永流：那倒没有，法律是我的第二志愿。填志愿时，我比较喜欢文学，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文学梦，都想当作家。当时文科中最热的，我们叫“显学”——就是“文史哲”；分数高的学生，都报中文系，然后就是历史系和哲学。当时我报的是武汉大学历史系，1978年湖北省文科的重点线是340分，我考了332.3分，差了几分。后来重点线降到了330分，我的分数就够了，但当时我已经被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录取了，就此错过了历史专业。
南方周末：大学生活怎么样？
郑永流：我印象特别深，进大学的第一天，学校安排了一场电影招待会，放电影给我们看。电影叫《黑三角》，讲的是北方抓特务的事情。电影情节一般，但其中有首歌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震撼，是李谷一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她用一种全新的、所谓的气声唱法唱这首歌，和那个时代流行的豪迈、壮志凌云的唱法完全不一样。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歌还能这么唱，当时就觉得：大学上对了。我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如果我没有上大学，一直在一个小县城里面，可能就听不到这个歌声。
大学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1978年底至1979年是一个思潮涌动的时期，那时候学校有好多讲座，像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来武汉开讲座，传播一些新的思想，让我更加坚定：这个大学上得值。
1987年，郑永流在北大未名湖畔。（受访者供图）
“我们学法律要做什么”
南方周末：上大学后，你对法学感兴趣了吗？
郑永流：大学的前半年，我对法学也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真正对这个专业有兴趣，也是因为电影。那时候，每到周六，学校就在操场放电影，不要钱，我们都去看。
当时放了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写的是两个年轻人的故事，女的叫丽达，是一个律师，在法庭上替自己的朋友拉兹辩护，唇枪舌剑的。丽达是学法律的，我们一下就觉得学法律很神气。
后来又放了一部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讲一个叫波洛的比利时大侦探靠着推理找出了邮轮上的杀手。当时我们觉得这个跟法律也有关系，将来我们可能也要做相关的工作。同班的一位同学因经常模仿这个大侦探，得了一个外号叫“波洛”，现在同学们还会这么称呼他。
看了电影之后，我们才有了一些学法律的自豪，觉得要除暴安良，要为大家主持公道。当时别的系的一些学生看了这两部电影，都要求要转到我们系，要学法律。当然，理论是晦涩的，但大家还是通过影视作品对“我们学法律要做什么”，有了一个大致的理解。
南方周末：有了学法律的自豪后，你对法理学感兴趣了吗？
郑永流：大一我们主要上公共课，也开设了法理学。当时我觉得法理学太抽象了，难以理解，但任教的留苏的王亚瑾老师叫我当法理学的课代表，我就当了。那时候法律专业没有细分方向，但你可能会对某一个学科方向感兴趣。有人对刑法感兴趣，有人对民法感兴趣，我对国际法非常感兴趣，毕业论文写的也是国际法方向，讨论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
毕业之后，学校让我留校教书，就教法理学。当时想着要留校教书，肯定要有更高的学位，所以又读了本校的研究生。我们中南政法学院的院长章若龙是法理学教授，我就跟随他读了法理学。
留校时我对法理学还是没什么感觉，但觉得既然读了研究生，就要好好研习。也是这时候，因为在法理学上投入了很多时间，就开始对法理学产生兴趣了。但要说真正地理解和研究法理学，还是在博士阶段及以后。
南方周末：后来你为什么会到北京大学读法理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