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1日，在郑永流教授的法社会学课堂上，遵循该课程的传统，老师与同学们一起进行了一场关于女性主义法学电影的观看与讨论。

本次观看的电影为《妇女参政论者》（英文名：Suffragette）。影片由真实故事改编，主要讲述了19世纪初女性为了争取选举权不懈斗争的故事。影片的女主Maud是一位洗衣厂女工，出生于底层，从小在洗衣店做工，工时长，薪水低，被雇主性侵却敢怒不敢言，嫁给同阶层的丈夫，蜗居小宅，工钱上交，履行着女人的天职“洗衣做饭带孩子”，后来加入了由潘科赫斯特夫人成立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她们以揭露性别歧视、呼吁女性选举权为目标，采取激进的抗议方式，因为违反当时法规，导致成员们反复进出牢狱，又不断绝食抗议，牺牲工作、家庭与生命，无怨无悔。影片的结尾，妇女们的激进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即人们开始关注女性选举权问题，然而，女权运动还远未结束。影片末尾列举了各国国家妇女取得选举权的时间，这是女性不懈抗争的成果。

影片中的许多场景都非常具有感染力，尤其是影片结尾其中一位妇女参政论者以冲入马场，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来争取世界媒体对女权运动的关注，非常动容，不少同学潸然泪下。

崔琳琳和王童星两位同学对本次观影做了报告。报告主要围绕着男性权力展开。

第一，女性没有选举权是因为男性不愿分享权力给女性。“因为妇女们不具备沉着冷静和理智平和的性格，所以无法对政事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我们允许妇女投票，就将意味着社会结构分崩离析。”男性将生活构建为私人和公共领域，并且将自己保留在被赋予了更高价值的公共领域，女性则必须生活在私人领域，接受着男性为其指定的角色与任务。是男性权力导致了法律的男性特征，如当时的法律规定孩子属于父亲。

第二，电影中的女主反驳了男女差异的二元论，认为“我存在的价值不比你多，也不比你少”。而女性要改变被歧视的现状就必须争取权力，让女性在立法中享有话语权。正如潘科赫斯特夫人的演讲中说道：“我们的争取是为了有一天，每一个出生的小女孩，都能享有和她兄弟一样平等的机会。”“我们不是要做破坏法律的人，而是要做立法者。”女性必须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力与责任分配，争取克服法律的男性特征。这也正回到了本堂课的核心阅读书目上来——[美]朱迪斯·贝尔的《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

同学们在课堂上主要提出了以下问题，第一，妇女参政论者虽然是为了争取选举权而采用了暴力的激进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却面临着道德上的诘难：“暴力不会分辨好坏，它会伤害有罪的人，也会殃及无辜的人”。应当如何解释影片中的女性参政论者的暴力行为的合理性？第二，在今天的社会中，女性应该如何争取权利；第三，如果说女性的觉醒是因为社会压迫产生的，那么在法律足够合理的情况下，女性是否还要争取权利。

同学们主要针对第一个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讨论，在讨论中，同学们形成了以下两种对立的观点：

观点一：争取的手段越是激进，越说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对权利的渴望和无法通过和平手段争取到权利的无奈，从和平到暴力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此处的牺牲关键是牺牲自己还是牺牲别人，最后一幕恰恰反映了他们是想要牺牲自己的，而对管家的误伤并非他们出发点。他们的行为恰恰表明他们并无伤及无辜的意图，她们已经在合理范围内最大程度的降低了对别人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采取暴力的手段，而不是这种暴力手段本身的合理性。

观点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运动，就是由非暴力的抗议行动推进的，并最终为黑人争取到了权利。既然争取权利有和平的方式可以采用，并且暴力争取关注的做法可能会牺牲无辜的人，那么电影中的女性参政论者采取暴力方式争取关注的做法就不具有合理性，过于激进。

最后，郑永流教授对本次讨论进行了回应与总结：影片其实并没有渲染暴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影片中的一些暴力只是为了客观展现历史。女性参政论者对管家可能造成的伤害只是意外，女性参政论者并没有伤及无辜的意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了争取权利，反抗歧视和压迫，采取一定的暴力行为具有合理性，这也是争取权利的必要代价。由于时间关系，大家集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还原到电影的本身，也许还能发掘到其他问题，同学们可以在课下继续进行讨论。

撰稿人：崔琳琳 、王童星（中欧法学院2015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