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首尔正值雨季，白天温暖湿润，夜晚淅淅沥沥。在这样的季节，我有幸参加2024年的世界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在回到没有雨季的北京后，终于能将此次首尔行的诸种感受细细整理，诉诸笔端。

1.初识IVR——接待酒会

7月7日晚，主办方在首尔广场酒店举行接待酒会。首尔的地铁线路十分复杂，待我一身雨珠地找到场地时，酒会刚刚开始。学者们穿着并不过分讲究，每个人都提着主办方发的帆布包，在人流之中自主选餐、互相寒暄。在微感窘迫之时，我看到了一桌中国人面孔，瞬间倍感亲切，上前进行自我介绍，得知他们都是台湾来的学者。非常惊喜的是，坐在我旁边的是庄世同教授，我在一开始接触法律规范性的主题时就阅读了他的大量文章。庄教授非常亲切热情，同我聊了很多，从多年前他来内地的经历，到本次会议的报告主题，再到对青年人做学术的建议。他说，从他的审稿经验来看，内地学者的最大问题是过分依赖翻译。他分享了他的亲身体会：把哈特”The Concept of Law”的原文读了十几遍，每次都有新体会，在一次次地反复阅读咂摸中，才能真正领悟到分析法学的独特魅力。此外，还遇到了个别大陆学者和一些在日本读书的台湾青年学者，他们给了我精心制作的名片，因为缺乏准备，我只能投以尴尬的微笑。酒会的美食和酒怎么样？因为光顾着聊天没吃几口，只好回酒店后吃了一大桶泡面，味道倒是不错的。

2. 骋怀游目——大会报告与特别小组

IVR的日程安排是，上午有两三位报告人进行大会报告，下午是各个特别小组分别组织报告。大会报告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IVR主席Matthias Mahlmann和来自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Martin Krygier教授的演讲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战争、气候变化、移民、学术届的不稳定，我们应该反思法治与民主在今天的价值。Claudina Orunesu教授提出，在明确的法律规则之外还存在隐形规则，比如法官审判时受外来因素影响形成的通常做法。我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实践的，她在司法裁判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关注。Maria Grahn-Farley教授关注儿童权利，认为现在法定年龄的法律设计将儿童置于“非人”范畴，儿童不仅需要保护，还需要进行社会活动和民主参与，现有设计不利于儿童发展这一方面的能力。

在“性别与法律”特别板块，来自美国、韩国、中国台湾、英国的四位学者报告了自己的研究。Laura Rosenbury教授指出，后现代女性主义法学旨在消解经法律建构的性别角色，反对一切场合对两性的刻板印象，以期达到性别平等。我回忆起在中欧的女性主义法学的课堂上郑老师提出过的问题：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社会建构的“性别（gender）”，那“女性主义”是否还是这一理论流派的适当名称？Rosenbury教授回应，后现代女性主义不是为了解构而解构，也不是要建构一种新的性别观，只是希望以批判现有法律对性别角色的建构的方式，保护女性权益。韩国的Hyunah Yang教授报告了韩国的姓氏制度，对“同姓同本不得结婚”等规定如何损害了公民权益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此类规定在韩国大多已经被废除。中国台湾的Yun-Ru Chen教授报告了台湾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历程。Shazia Choudry教授认为，对婚姻家庭的相关研究，应该和人权研究结合起来。在我看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很多制度和实践和中国大陆有相似的地方，在我们思考相关问题时，此类研究是非常有用的理论资源。

此外，我还参与了“在法律与社会中认真对待哲学”、“法律与经济学”和“人权和民主的价值”三个特别小组。特别有趣的是，一位德国教授通过研究中国的汉字，如“中”、“君子”、“人”、“忠”、“孝”，从字形结构和字义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自集体主义。这位教授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他的“化名”使我无法追踪到他的其他研究，十分可惜。学者Anton B. Didikin讨论了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悖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支持Brian Bix教授的看法，认为只有在法律规则的“开放地带”才涉及这一悖论。在实践法哲学的课堂上，也曾就“遵守规则”进行讨论。在我向他讲述了实践理论对该问题的研究后，他表示他过去没有关注这一类理论，但非常值得他未来关注。Bix教授强调在进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时，要特别注意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问题，如可能带来的伦理影响、理性人假设的缺陷。法大的冯威老师介绍了法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并针对阿列克西的论证模型进行了详细分析。“人权与民主的价值”是大会的最后一场，五湖四海的学者对于民主的价值、不同地区与种族对民主的看法等进行了热烈讨论。虽然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是接触到了自己以前没有特别关注到的主题，收获颇丰。

3.深度参与——“法哲学与法律实践”小组

我申请做报告的是第八特别小组，法哲学与法律实践。不知为何，这个小组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其他学者都是欧洲人。我报告的主题是”A Critique of The Normativity of Law on the Paradigm of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在我报告之前的几位学者，或多或少涉及了“法律的规范性”、“行动理由”相关的问题。在我报告之后，也有几位学者进行提问。包括：

1）我的观点是，我们尽管能够认知到存在对我们来说是好的理由，但“认知到理由”和“按理由行事”中存在一段时间差，我们总是可以改变我们行动的理由，或者不按照认知到的理由行事。有学者提出，情况的确如此，但是我们持有什么是正确的理由的信念，这种信念就已经解释了法律理由如何影响人们的实践推理。

回答：如果认为法律的规范性仅仅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这种看法可以成立。

2）我的观点是，分析法学只能解释人们有理由按照法律行动，不能得出他们在实践中的确是按照此种理由行动的。有学者提出，对法律规范性的研究只需做到能够部分解释的程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完全说明实践中的情况。

回答：法律的规范性力量是发生在实践中的，比如法庭在具体案件中作出生效判决、在闯红灯时被罚款。相关研究为什么不需要解释实践中的情况，我找不到合理理由。

来自塞尔维亚的Julieta Agustina Rabanos教授研究的是法律的权威，她的很多观点与我不谋而合，比如说，她认为当代法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其中充满了太多太强的预设并且基于过于理性的人类形象和人类行为模型。在听了她的报告后，我就与她聊得很投机。在她听了我的报告后也表示十分欣赏。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我的观点，但能有一两位学者的较高评价，已经让我十分欣喜了。当天回到酒店后，自己买了一瓶韩国烧酒，独自庆祝了一下。

IVR大会主席发言

4.社会活动——韩国民俗村与汉南洞之行

IVR有单独的一天组织游览观光。因为我强烈怀疑，基于历史背景，韩国的东西在中国都有，所以抱着“找不同”的心态报名了韩国民俗村之行。结果是并没有找到什么不同。当地的民俗有吹笛子、扇子舞、村头审判、中药问诊等，和中国的民俗几乎没有区别。带队的导游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一位娇小的韩国女性，英语非常流利，向我们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韩国的民间故事和风俗。这次短期观光的主要收获是结识了外国朋友，每到一个屋子，我都向她们解释门上的对联是什么意思，也算是宣传了中华文化。

大会结束之后，我给自己留了一天的时间来游览首尔。我选择了江南区的艺术与商业中心汉南洞，这里充满了美术馆和设计师店，深度感受了首尔的时尚。

在我看来，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IVR，是“严谨”。尽管我只是参与了部分的学术报告，有很多内容是我以前不曾关注，也没有完全听懂的，但能够感受到的是，每一位学者都准备得非常充分与扎实，报告者自信而从容，提问者礼貌又犀利。同时，我也对实践法哲学的研究有了更多信心，认为实践法哲学未来在很多主题上都可以提出新的理论或观点。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首尔，是“美丽”，无论是小而独特的城市建筑，还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抑或是往来的首尔市民，都时髦、精致且职业。重新踏上北京地铁时，嘈杂的人声与丰富的色彩让我有些轻微不习惯。北京与首尔有许多不同，但是不同地区学者对于学术的认真与专注并没有什么不同。

首尔的夜景，凌晨一点依然车水马龙

图文：周洲 2023级博士生